野生的蜜蜂已經基本絕跡，蜜蜂養殖量越來越少，全球蜜蜂數量一直在銳減。

　　法國權威科學雜志《科學與生活》得出結論：如果蜜蜂銳減，整個生物鏈將會斷裂。愛因斯坦說：“如果蜜蜂消失，人類將只剩下4年的壽命。”

　　因為沒有蜜蜂的授粉，綠色植物的果實銳減，動物餓死，整個地球將會一片死寂。

　　文◎本刊記者 陳紀英

　　他們和天空隔著的，似乎永遠只是薄薄的一層綠帆布。對嚴冬的寒冷和酷暑的炎熱，這些養蜂人都體驗得更為深刻，他們還過著沒有電的原始半游牧生活。

　　丟不掉的蜂箱

　　7月29日，豫東南區域在衛星云圖上呈現出橙色信號——氣溫接近40度，河南項城的柏油路已經被曬得軟如飴糖，除了偶爾駛過的幾輛汽車，鮮有人影。

　　光禿禿的公路上就那么突兀地蜷縮著兩頂蔫巴巴的綠帆布帳篷。住在這里的是來自安徽臨泉的兩對養蜂夫妻。張修生黑色脊梁因長期被陽光暴曬而脫了一層皮，蔣玉偉的眼窩布滿了血絲。兩人都光著膀子忙活著。

　　沒有電，張妻正拿著一個硬紙板煽風去暑，她那褪了色的圓領衫已經在腋下、背部積了一圈圈的白色鹽堿。她掀開圓領衫，腹部和背部是密密麻麻的痱子。讓她煩惱的并不是這酷暑的炎熱，而是今年養蜂和去年、前年一樣，可能面臨“白干”甚至“虧錢”的危險。

　　2005年，因為大面積干旱，蜜蜂采蜜量不高，而當年蜂蜜的收購價格又壓得很低。那年下半年，蜜蜂自采蜜甚至不夠吃，必須靠人工喂養白糖水存活，白糖的價格又不便宜，在收入減少、支出增加的雙重夾擊下，不計兩人一年的奔波勞累，張修生賠錢一萬多元。

　　養蜂會受到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旱災、水災、氣溫、濕度、種子的品性、化肥和農藥使用量等，招招致命——蜜蜂和養蜂人收益的命。正因如此，張修生夫婦對赤峰、延安、邯鄲、黃山等重點放蜂地的各種相關情況必須一清二楚，除了多年的經驗，當然也離不開現代傳媒。而事實上，野外生活賦予他們了解外部信息的唯一渠道只是一臺舊收音機，曾經呆在內蒙古的一個月，呆在黃山的6個月，收音機無信號，他們的交流范圍甚至縮小到了夫妻二人。

　　年成好的時候，夫妻倆的收入是一兩萬。而一萬多還并非真正攢到了手里，養蜂屬于連續性投資行業，他們還要考慮下幾年的收成。2004年張修生賺了兩萬塊錢，但是2005年，全國大面積干旱導致農作物開花少、花期短，他們頭年賺的錢幾乎全賠進去了。“完全沒有保障。”抗風險能力弱進一步加劇了張修生夫婦的擔憂。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剛剛養蜂的張、蔣夫婦還賺了一些錢，但隨著農藥、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越來越多地用于農業生產，屬于昆蟲類的蜜蜂受到了極大傷害，“農藥專殺昆蟲的，蜜蜂一吸入，肯定活不了。”張修生遇到的最為慘痛的經歷是占總量三分之二的蜜蜂因為采了殘留農藥的花粉而中毒身亡。

　　近年來，一些產量高的改良性農作物種子的廣泛栽種，也導致張修生的養蜂日子“越來越沒奔頭”。農作物改良種雖然產量提高了、抗蟲害能力增強了，但是花粉的產蜜量卻大幅度降低了。除了農作物，蜜蜂的另一個花粉源是棗樹、荊條、山花等草木，“綠色植物越來越少，蜜蜂的花源少了，蜜也不好采了。”

　　蔣玉偉從1987年就開始了養蜂生涯，當初的養蜂動機只是緣于好玩，那時年輕人出外的機會也不像打工大潮洶涌的今天這般唾手可得，當時只有20歲的蔣玉偉還沒有結婚，養蜂可以見到各地的風景。

　　除了這些浪漫的想法，蔣的養蜂選擇還在于國家當時所實施的優惠政策。1985年，由于蜂蜜質量低下影響出口，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專門作了批示，加大對養蜂業的扶持與規范。

　　但是現在張、蔣兩家都不想干養蜂業了，他們都急于把幾百箱蜜蜂脫手，然而“蜜蜂這東西，買的時候難買，賣的時候難賣”，由于養蜂業還處于最為原始的狀態(除了交通條件得到了改善)，這種買賣信息平臺還沒有建起來，蜜蜂的交易市場仍沒有成形。

　　退耕還草還林讓我們賺了錢

　　以往每年的這個時候，他們都呆在內蒙古的赤峰市，那里接近一人高的苜蓿正在開花，一大片一大片稠乎乎的花開得恣意妄為，遠看很像他們老家4月里將要揚花時的麥田。

　　呆在內蒙古的時候，他們被當地的牧人視為同類，“都是游牧民族”，同樣的帳篷，同樣的顛簸流落，只有苜蓿花清香的味道讓他們“心里頭很爽”。富含粗蛋白質、維生素和無機鹽的苜?；▽γ鄯涞姆敝澈蜕L大有裨益，而且苜蓿的花朵多，花期長，流蜜快，雖然價格不是很高(屬二級蜜)，但是產蜜量比較大，“在內蒙古待1個月，就能把上半年的投資全部賺回來。”

　　退耕還草的政策至今讓張修生感念不已。內蒙古自治區始于2000年的退耕還林還草政策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為張修生帶來了少有的連續3年盈利期。

　　張修生呆在內蒙古1個月，大概能收兩噸多蜜，盈利近兩萬元左右。苜蓿蜜產量大，是中國主要的出口蜜種之一，銷路不需要發愁，價格也比較穩定。張修生喜歡苜蓿，蜜蜂同樣喜歡苜蓿。苜蓿花期來臨之前，蜜蜂在河北邯鄲采荊條花的蜜，后者對于蜜蜂的身體損害嚴重，它們的身體逐漸干癟，數量急劇減少。內蒙古一個月采蜜期期間，蜜蜂干癟的身子發得胖乎乎的，繁殖能力也增強不少，還會達到最為理想的滿箱狀態，這對于來年的春繁也非常重要。

　　然而，2006年，當他們仍然從邯鄲花費將近6000元的路費千里迢迢趕到了內蒙古時，以往鋪天蓋地、散發著迷人清香的苜?；ㄒ焉儆雄櫽?，原來當地群眾沒有再能得到補貼，他們不再執行退耕還草還林政策。這塊最大的利潤源生生被摳出了他們的放蜂網絡。“養蜂的風險非常復雜，自然災害和政策變動都是致命的。”20年養蜂的酸甜苦辣讓張、蔣兩家認識了這樣一個無奈而沉重的命題。

　　今年7月中旬，邯鄲的荊條花凋謝之后，他們來到河南周口，他們的家鄉臨泉距此只有100多里地，但是家鄉遭受水災之后，地里的莊稼被大片淹沒。而周口地區過多的雨水還算不上滅頂之災，芝麻正在開花，但是芝麻蜜的銷路遠比不上可以出口的苜蓿蜜，產量也少得多，“勉強夠蜜蜂填肚子，剩不了多少蜜。”

　　他們五一前后在延安采的洋槐蜜屬于可以出口的一級蜜，但是今年的價格從往年的13000元/每噸降到了11000元/每噸，張修生不得不想法節流，他邀請同鄉蔣玉偉和他同租一輛車，大家在同一地方放蜂，這樣可以省去不少租車費用。

　　除非萬不得已，張修生不想讓蜜蜂采農作物的蜜?；?、農藥的大量使用，對蜜蜂的健康有著致命影響。蜜蜂如果連續幾個月采這樣的蜜，“會變得蔫巴巴的”。每箱的蜜蜂數也會減少，對于蜂群貽害無窮。

　　9月份采完這一茬蜜后，他們將花費2000多元的路費遠赴長江以南的黃山，“上半年沒收到多少蜜，從今年9月到來年3月中旬，也采不到多少蜜了。”接下來的6個月，他們將在黃山度過，200多箱蜜蜂將會吃掉一萬元左右的白糖，而且這也將是一段異常孤獨的日子。

　　20年過了兩個春節

　　兩個年齡分別為4歲和3歲的兒子手里拿著兩根木棍，試圖阻止他們陌生的父母進門，還大聲叫喊著“奶奶，快來啊，騙子說是爸爸媽媽”。在隨后的5天里，兩個小孩仍然拒絕和他們的父母有任何親近行為，更不叫“爸爸、媽媽”，直到父母帶著無盡的遺憾不得不離家去照顧遠方的蜂群時，兩個孩子才“哇——”地大哭起來，拼命撕扯著他們的衣襟，第一次喊出了“爸爸媽媽別走”。

　　一個10多年前的情景，偶爾還會讓蔣玉偉夫婦的心隱隱作痛。放蜂20年，蔣玉偉只有兩個春節是在家過的，當時恰逢在黃山遇到同鄉，他們把蜂群委托后，兩次分別在家呆了5天、6天。即使現在離家只有100多里，他們“也不會回家，運費高，而且老家有土路，不好走”。

　　蔣玉偉的妻子林二花把二兒子喂養到一歲半時，就跟著丈夫開始放蜂，在兩個兒子有限的詞匯量中，親人就是養育他們的奶奶。“倆小孩都聰明，沒教育好。”蔣玉偉一直把兩個從小成績好的兒子后來的厭學歸咎于自己。他的兩個孩子記事后，和父母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年。

　　兒子們后來迷上了網絡游戲，初中畢業就輟學了，得知消息的蔣玉偉大哭一場，火速回家，勸說無效后，從來沒有責罵過孩子的他用荊條把孩子暴打一頓，兩個孩子的脊背上遍布著青紫的傷痕，半月未消。

　　當記者問他是否為選擇了養蜂業而疏于教育孩子而后悔時，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煙，不及回答，眼圈已紅，“命吧，都是命”，轉身離去。

　　張修生的一對兒女也是早早輟學，他的女兒已經結婚，19歲的兒子在外打工，“放蜂人的孩子沒有得到好的教育，沒幾個成才的。”

　　養蜂人的日子，總是被幾百箱蜜蜂緊緊綁住，把黃山、延安、邯鄲、赤峰等幾個主要放蜂點連線，就清楚地勾畫出了他們的生活軌跡，在軌跡里，最牽掛也最易被忽略的就是家。

　　在幾乎整年的野外生活中，“我一年到頭就幾乎只和他(張修生)說話。”張妻告訴記者，“養蜂人放蜂一般都是夫妻檔，誰能受得了一年不說幾句話啊?”

　　“我們過的是最落后的生活。”蔣玉偉說。帳篷里通不了電，夏天，太陽會把薄薄的帆布曬穿，里面的溫度和外面相差無幾;冬天，在最低氣溫5度以下的黃山，寒冷常常會針扎一般穿過隔熱效果極差的只有幾毫米厚的“屋頂”和“墻壁”，侵入他們的毛孔。

　　再不做養蜂人?

　　養蜂業的重要性長久以來被忽視。除了蜂蜜的直接經濟效益外，養蜂業還是現代生態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美國農業部的資料，蜜蜂授粉產生的經濟效益要比蜂產品效益高143倍。以養蜂業最為紅火的浙江省為例，該省年養蜂直接效益是7億元左右，照此方法計算產生生態社會效益就超過1000億元。

　　2006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開始生效。該法第14條規定：國家鼓勵發展養蜂業，維護養蜂生產者的合法權益。但記者在采訪農業部時獲悉，國家對養蜂業并沒有具體的優惠補貼政策。

　　該法第49條規定：養蜂生產者在轉地放蜂時，當地公安、交通運輸、畜牧獸醫等有關部門應當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養蜂生產者憑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統一格式印制的檢疫合格證明運輸蜂群，在檢疫合格證明有效期內不得重復檢疫。

　　而張、蔣兩家養蜂人今年就遭遇了以前從未有過的亂收費行為。按照相關規定，蜜蜂的檢疫和消毒應該一年3次。2007年4月29日，他們租車拉著蜂箱經過河南省商丘地區時，在同日同地區，他們的蜂箱被強制“消毒”了3次，每次收費20元，如果不交錢，就要扣車。實際上，身上穿著帶有動檢字眼的收費人員根本沒走近蜂箱，更別提消毒了。類似的遭遇在山西、陜西又重復發生。

　　“風險大、需要連續投資、亂收費、奔波勞累。”張修生越來越希望能夠早日脫離養蜂生涯。他告訴記者，在他們放蜂時候認識的浙江養蜂同行中，近四成已經放棄了養蜂。

　　蔣玉偉說，他準備繼續找機會賣掉蜂箱，“現在打工一年也能掙兩萬多，誰去買這些風險大的蜜蜂呢?”

　　“賣不掉的話明年還要到處放蜂。”張、蔣兩家的蜂箱都有二三百箱，每家蜜蜂的總價值都在四五萬以上，“不能說丟就丟，不去放蜂，蜜蜂就會吃更多的白糖。”蔣玉偉無奈地說，這200多箱蜜蜂對他來說一如長在重要部位的腫瘤，不割疼痛，割了殘疾。

　　中國養蜂協會的王姓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中國的放蜂工作一般都是散戶，如果他們放棄養蜂，必將重創養蜂業。200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蜜蜂數量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750萬群減少到680萬群。不僅僅是在中國，蜜蜂減少的現象在全世界都越來越嚴重，與2003年相比，亞洲和歐洲2004年的蜂群數量分別減少了27320群和90108群。

　　我國蜜蜂研究專家王勇認為，造成全世界蜜蜂減少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人為因素，包括盲目引進、濫施農藥、人造轉基因作物、電磁波干擾甚至戰爭、政府對養蜂業的不重視等。

　　“環保型的產業國家應多給點優惠政策。”張修生說。比如國家提供一定的補貼;政府能夠組建專門的部門，在災害來臨時，給他們及時預警等等。張修生的邏輯很樸實：既然由于人為因素造成蜜蜂減少，也應該能通過政府和社會的積極干預使蜜蜂數量增加。

　　張修生至今記得小學課本中《蜜蜂引路》的課文，這個故事的發生正是緣于列寧欲找一位養蜂老人了解情況，商量養蜂政策。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偶像”竟然主動去拜訪一位養蜂老人，小學生張修生判斷養蜂人肯定是非常偉大的角色。然而，在現代社會的中國，操持著古老職業的個體養蜂人，以及他們的肩負著維護生態平衡和生物鏈持續重任的蜜蜂，卻處于越來越被漠視的境地。(文中蔣玉偉為化名，其他為真名) 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