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思4--環保政策與驢產業發展
疫情肆虐之下，我團隊基于農牧交錯帶牛羊牧繁農育關鍵技術集成示范項目開展的線上疫情防控背景下肉牛養殖糞污資源化利用的調研發現，糞污處理普遍受阻或不及時，部分影響肉牛健康成長和環境污染。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團隊在2017-2018年間對于高壓環保政策與驢產業發展關系的調研。當時的政策背景是《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剛剛發布，并且指出，要優化畜牧業結構，大力發展草食畜牧業，同時要推進清潔生產。國家一邊提倡發展毛驢等草食畜牧業并鼓勵提高養殖規模化水平，一邊是高壓環保政策的實施。
我們發現，毛驢養殖有幾個突出特點：
一是農戶散養占比很高且具有獨特優勢，規模養殖并不一定具有顯著市場競爭力。從調研情況看，毛驢以農戶分散養殖占絕對多數，即使在主養區的整個縣域甚至整個市域以內，年出欄達到 100 頭以上的規模養驢企業也是屈指可數。從我們當時的調查對象數量看，毛驢分散養殖場戶占調研總數的 95%以上。并且，結合放養的分散養殖成本較規模養殖要低很多，拋開基建、設備等存在巨大差異的大項支出不說，僅草料一項，分散養殖成本約為規模養殖的 1/3～1/5，甚至低到 1/8，且從業者多為老年人或壯勞力的部分閑散時間，人工與管理費用也就低得多；規模以上企業在深度產品開發和良種繁育等高新技術業務領域具有優勢，但在其他環節并不具備明顯競爭力或效益，甚至在消費旺盛、供不應求情況下規模養殖企業仍出現賠錢的情況。
二是毛驢養殖是精準扶貧工作的有力抓手，環保政策“一刀切”影響部分地區脫貧目標的有效實現。鑒于毛驢分散養殖的獨特優勢，新疆、甘肅、內蒙、遼寧、河南、山東等十多個省份在嚴控生豬、肉雞、蛋雞等養殖基礎上將毛驢作為產業扶貧的重要抓手予以推進，有的已經取得明顯成效。從當時調研情況看，毛驢養殖收入占到了養殖區普通農戶家庭總收入的 40%～80%，貧困戶占比則更高。如果環保政策“一刀切”而對毛驢不加區分地禁養限養，那么基于家庭分散養殖明顯優勢和精準扶貧脫貧得力抓手而推進的貧困地區毛驢養殖產業，將受到極大沖擊，也將勢必影響到 2020 年脫貧目標的有效實現。
三是毛驢分散養殖更適合“兩型”發展要求。調研發現，養殖區作物秸稈得到了充分利用，既避免了焚燒污染，又降低了飼草料費用。此外發現，幾乎所有分散養殖戶從事種養結合，通過自家還田、銷售或贈送周邊種植戶等形式實現養殖糞污的高效利用，糞污處理環節一般不存在困難和矛盾。相反，大規模養殖場戶往往基于經營效益和風險考慮，不愿額外投資租地從事種植和栽培，糞污處理難度遠大于散養戶；部分規模養殖企業利用糞污加工有機肥，卻面臨成品有機肥銷售難題。 調研還發現，農戶普遍把毛驢散養在自家房前屋后甚至院里，充分利用其生活空間和閑暇時間，資源利用最為經濟高效，是“環境友好型”與“資源節約型”的典范。如果將90%以上的毛驢養殖從農民生活區剝離，那么只有兩種結果：一是農戶因為不經濟和不方便而選擇放棄養殖，二是需要國家和集體拿出大量土地建設新的養殖場。當時我們以 2016 年毛驢存欄 469萬頭為例，要將約 400 萬頭毛驢趕入規模養殖場，按較低的每頭驢4㎡驢舍、10㎡運動場、1㎡草料棚、5㎡配套的標準估算，約需土地12萬畝，即使現在驢存欄量大降，至少也需要6萬畝土地，這些土地從哪里來？是個大問題。
基于以上特點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一是將環保要求與養殖業實際結合，不搞一刀切。毛驢與生豬等的食性和糞污生化特點明顯不同，排泄物對環境的影響明顯輕微許多，糞便處理和資源化利用更為便捷。我們調研發現，各地政府近年結合產業扶貧支持毛驢養殖場戶進行了沉淀池、堆糞場等改造投入。建議結合毛驢等養殖現狀和產業特點，與生豬等產業采取差異化政策，在保持現有養殖模式基礎上創新環保監管措施，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實現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兩結合兩促進。
二是將產業扶貧與環境治理結合，調整資金投向。當前作為產業扶貧支持毛驢發展的措施主要包括購買牲畜補貼、擴群增量補貼、圈舍建造補貼、沉淀池與堆糞場補貼以及與之伴隨的給予貧困戶帶動主體的金融扶持等。建議整合產業扶貧扶持資金，集中投向秸稈回收利用、草料機購置、環保設施改造、周邊環境整治等方面。
三是將規模與分散養殖有機融合，實現利益聯結。前面提到，規模養殖企業有其優劣勢，分散養殖戶亦有利與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鼓勵引導規模養殖企業與養殖戶通過“公司+養殖戶”“公司+合作社+養殖戶”等形成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生產托管等利益緊密聯結關系，讓規模養殖企業引領行業發展，讓小農戶參與現代農業并分享發展成果。
（王玉斌系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畜牧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北京食品安全政策與戰略研究基地研究員，中國畜牧業協會驢業分會副秘書長；陳慧萍系清研靈智信息咨詢(北京)有限公司研究員；李乾系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
